心理咨询中价值干预的有关问题

陈华

内容提要：笔者着重阐述了心理咨询会谈中进行价值干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指出，应进行功能干预，而不是内容干预，还应切实提高咨询人员自身的素质，以保证价值干预的可行性。

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个人际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2个合作者：咨询者与来访者的价值观的交流与交换。价值问题直接影响到咨询者对个体的心理问题(或困难)的判别标准和咨询的目标取向，从而对心理咨询的理论和实践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咨询中常用的“规范”、“健康”、“成功”等概念都决定于价值体系。可见，价值问题是心理咨询与治疗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有必要探讨一番。

一、咨询会谈中价值干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心理咨询人员在咨询与治疗中应严格遵循“价值中立”原则，这点似已成定论。然而在实际的咨询中是否能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却是个问题。在我国，开展心理辅导工作，进行价值干预似乎更具必然性和必要性。

1．“价值中立”即便在西方也只是部分咨询流派的理论立场和原则，在实践中也不能做到完全意义的“中立”。“价值中立”是西方咨询心理学界一些学派和团体明文规定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咨询心理学发源于本世纪初美国的“指导运动”，历经了30年“测量的10年”和40~50年代一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努力，于1951年成为美国心理学会第17分会。之后，发展迅猛，据统计，目前仅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及其学派就已超过250种。这诸多派别中有相当数量均要求咨询中应严守“价值中立”，其中较典型的是来访者中心理论(或称当事人中心咨询理论)。该理论的显著特点是有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即相信人本质上是好的；相信人有向好的、强的、完善的方向发展的强大潜力；相信人能够自我依赖，自主自立。认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应以是否合乎人性为尺度，人性规定了价值，人性知道价值；应当让个人自己发现价值。因而该理论主张咨询者应严守价值中立，在咨询中强调采用非直接的劝告方法，将咨询者的解释建议和劝说降到最低限度。当代心理学家帕特森(Patterson)也认为咨询目标是“协助当事人成为1个负责任的、独立的，且能自我实现的人，好叫他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这些不仅是该理论关于价值问题的理论立场。实际上，是否“人性本善”、“人性向善”、“人性知道价值”等仍在争论之中；即便是性本善的人也会出现心理问题，需要帮助，此时咨询者的任务之一“助人自助”，即需改变当事人的认知，使其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我意识等，以便“自助”。

心理咨询这一人际互动过程可看作是合作双方价值观的碰撞、交流、交换，即咨询会谈中，咨询者不可避免地要表明自己的观点、态度、立场，这无疑会影响到当事人，并且咨询者的权威越高，产生的影响会越大。显然无论咨询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价值干预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来访者中心理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故他们只能说是“将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作为咨询理论中的另一重要派别的行为主义者们则认为无法做到“价值中立”。较典型的如斯金纳就认为在咨询和治疗中幻想没有价值影响或完全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切实际的。在咨询与治疗中，确定什么样的行为予以强化或消除，实质上就体现了某种价值选择。有批评者指责行为主义对人进行操纵和控制，这损害了人的基本权利。确实，行为治疗是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操纵和控制，但它是在帮助当事人改变不良行为，况且又有哪种心理治疗不是对行为进行干预、控制呢?其它疗法对人的干预、控制无非是隐蔽一点、间接一点，人们对此用了1个不太刺激人的词--“影响”而已。实际咨询会谈中，价值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应当从当事人利益出发，干预的结果应当有利于当事人和社会。

近30年来极为受重视的理性-情绪疗法也有价值干预倾向。执此理论的咨询者、治疗者会直接或间接地告诉当事人哪些是理性信念，哪些是非理性信念，并会极力说服当事人用理性信念代替非理性信念。由于人的价值观与信念总是紧密相联的，改变信念事实上是改变当事人的价值观，即进行了价值干预。可见，咨询与治疗过程中，普遍存在价值干预。

2．跨文化心理学的建立为价值干预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随着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的行为受到文化的强烈影响，只有把文化与人类行为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人类的本性。然而现代主流心理学公认的是诞生在西方，并由西方学者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结论。它们是否适合世界上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仍需验证，为此，80年代跨文化心理学在一系列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并为我们开拓了视野，扩大了视角。

东西方文化差异显著，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所有结论都适合我们吗?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因为价值观是推动并指引一个人采取决定和行动的经济的、逻辑的、科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原则、信念和标准，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当它被社会大多数人所承认和利用时，就变成了社会规范。从这个定义可以明显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社会的社会规范都与其文化背景有着极为深刻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考虑:西方的咨询理论、原则是否能让我们拿来就用。如来访者中心疗法非常强调咨询者要严守“价值中立”，目的之一是帮助来访者树立自主、独立的意识，自己进行价值选择、价值判断，使其感到他与咨询者是平等的。他适应美国文化，强化了一种在美国文化中受到重视的处理机制--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又如，艾利斯在美国人身上发现的那些非理性信念是否同样为中国人所拥有呢。从现有的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取向与西方人有关联的一些非理性信念，美国人常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过分要求，中国人则更重品行，在道德方面出现绝对化的要求。美国人的非理性思维中，“我不能忍受”是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的非理性思维则以“我必须忍受”为特征。可见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开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在价值问题上，因为文化深深影响到个人的价值观，影响到价值判断，从而影响到人的态度和行为。进行价值干预，也许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更为可行。

3．价值干预是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要求。80年代开始，心理学本土化呼声在海峡两岸三地日益高涨。港台心理学家们先我们一步深刻反思，决定不再一味采用过去“移植式”研究，而提出了“草根式”研究，即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特有的问题上，采用自己的研究工具、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务必使研究对本土有意义。心理咨询同样也有本土化的问题。当代主流咨询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主题、运作方式、咨询目标取向等，都深刻地受美国本土情况的制约。它是面向美国，而非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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